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:: 最后的牵挂-威尼斯2299

　　她留下的照片不多，关于她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温馨动人的合影：年轻秀美的母亲平静地坐在藤椅上，轻托着一位孩子的小手，透出淡淡的祥和——如同这世间每一对幸福的母子，整个画面弥漫着暖人身心的甜蜜氛围。

　　照片中稚气可爱的孩子名叫宁儿，那时他才一岁零三个月。宁儿不会想到，这张照片是他和母亲骨肉分离前的最后合影。从此，母子生死两茫茫，一别成永诀。二十年后，他终于收到了母亲留给他的最后家书：

　　“宁儿，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实在是遗憾的事情。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！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希望你，宁儿啊！赶快成人，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。”

　　宁儿的母亲名叫李坤泰。另外，她还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化名——赵一曼。

　　今天，重新走近赵一曼，我依然很难把这位清秀美丽的川妹子，同那位红枪白马的女英雄联系起来。在无数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中，赵一曼的身份总给人以强烈的反差：她是柔肠百结的母亲，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；她是重伤被俘的弱女子，又是钢筋铁骨的革命者……

　　从1935年11月受伤被捕，到1936年8月英勇牺牲，这短短九个月，是赵一曼人生中最悲壮英勇的九个月。直到今天，但凡见过赵一曼女士照片的人，都很难想象如此一位清秀柔弱的四川女子，到底如何挺过了敌人那些闻所未闻的酷刑？

　　从最开始的汽油灌、皮鞭抽、烙铁烫，加码为扎铁签、剥肋骨，甚至动用残忍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电刑，日本人对赵一曼的刑讯折磨不断升级，用尽了各种酷刑。直到今天，阅读那些赵一曼被日寇刑讯的档案记录，依旧令人压抑痛苦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　　即便已经遍体鳞伤，赵一曼仍展现出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。连审讯她的日本人大野泰治也被吓住了：“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，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，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。”

　　接连几天的审问，大野泰治毫无所得，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，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，用鞭梢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……赵一曼疼痛难忍，昏迷过去好几次，敌人以为这下该开口了。不料，醒来后赵一曼义正词严地控诉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，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……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，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？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，别无出路。”

　　后来坐在战犯席的大野泰治供述道：“她那种激愤之情，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。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，但讲得有条有理，使人一听就懂……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。”

　　但在当时，日本人的报告中对此百思不得其解，在对赵一曼施加长时间高强度的电刑后，“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，确属罕见，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”。

　　1935年末，因赵一曼腿部的伤口溃烂严重，已危及生命，敌人便将她转移到哈尔滨市立医院外科一病区进行监视治疗，由伪警察24小时看守。

　　一个叫董宪勋的新警察负责看守赵一曼，不久敌人又派来一个17岁的见习女护士韩勇义。赵一曼通过观察发现，这两个年轻人尽管暂时屈身于敌人的统治之下，但都有着一颗爱国心。只要爱国，就是自己的同胞；而对同胞最好的爱，就是真诚的感召。她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爱护着他们，经常给他们讲抗日故事。这些故事如同阳光，散发温暖、驱除黑暗。最终，董宪勋和韩勇义下定决心：不再委身敌巢，要帮助赵一曼逃离虎口、走向光明。

　　韩勇义帮赵一曼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三区，那里是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方。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，得钱60元充作经费。董宪勋则找人做了一顶小轿，用来抬赵一曼。

　　他们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，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。三人先是乘着雇来的小汽车，然后又把伤重不能行走的赵一曼转入轿子，最后轮流背着她，一路逃向抗联的游击区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，他们被敌人追上了，赵一曼再次落入敌手。

　　这次营救行动虽然功败垂成，却给敌人以极大震撼。他们对赵一曼进行革命宣传的能力非常惊叹，竟对照反省起自己阵营的不足来：“回顾赵一曼等逃走的事件，使我们要加以考虑的是：关于扑灭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的宣传工作，以前实在是有只讲理论或流于形式，因而有改进的必要……”

　　实际上，赵一曼随机应变地欺骗了敌人，一直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。她态度坦然地编造情况，从容应对敌人的审问。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在遗书中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，而是延续了在审讯中编造的口供。她细心地虚构口供是为了保护抗联组织，也是防止敌人对亲人的追捕和迫害……

　　赵一曼总习惯把所有苦难一肩挑起来。和她一同被捕的还有一名抗联战士，16岁的杨桂兰。赵一曼不愿让她这么小的年纪就遭受敌人的折磨，她暗中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，就说是来伺候赵一曼养伤的，其他一切都不知道。由于赵一曼千方百计地保护，小杨被敌人关押了二十八天后，得以释放回家。

　　而在第二次被捕后，赵一曼又把越狱的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一口咬定是自己用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。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，施电刑，上大挂，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，问她为什么帮助赵一曼逃跑。她坚定地说：“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、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……”最终因赵一曼的竭力开脱，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，最后释放出狱。这位勇敢的女性虽然被酷刑摧垮了身体，后来年仅29岁就病逝，但她自始至终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
　　费尽心机的日寇最终意识到，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。敌人终于绝望，他们决定将赵一曼押回珠河，要用她的鲜血恐吓当地抗日群众。

　　直到她最后牺牲，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，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“湄州人”。日本人不会明白，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，小孩遇到倒霉事，会自嘲“走湄州”了。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嘲弄轻松的玩笑，回击了日本人。

　　1936年8月2日凌晨，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。生命最后的时刻来临，赵一曼更加从容镇定。这个世上，儿子是她最后的牵挂。从哈尔滨乘火车押往珠河的途中，赵一曼从看守那儿要来纸和笔，在晃动得很厉害的车厢里，开始一笔一画写下那封给儿子最后的遗书……

　　这舐犊情深的母爱遗书，这牵肠挂肚的最后叮嘱，是泣血深沉的人间至爱，更是寄望来者的殷殷重托。今天，这封感人肺腑的红色家书早已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，回响在赵一曼浴血战斗过的白山黑水，回响在神州大地的琅琅书声中，激荡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，焕发出一个民族英勇奋斗的力量……